金朝（1115－1234年）是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我国古老民族女真族在马背上建立的政权。它在建国之初，先后灭掉辽与北宋，进而据有长江、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同南宋并立。其幅员则广于辽，实力则强于宋，雄峙于中国北半部一百二十年之久。植根于汉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交叉点上的金代文学，曾经以其质实贞刚的审美风范彪炳于世，为中国文学北雄南秀、异轨齐驱的历史走向增加了合力，对于中国文学由多元而发展为一元的进程厥功甚伟。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正统思想的影响，学术界对于金代文学的历史地位没有给以正确的评价。周惠泉最近出版的《金代文学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一书，就是从多源的历史观点出发而作的有益尝试。
《金代文学论》一书，是一部多层次、全方位对金代文学进行系统探讨的学术专著，涉及范围之广、发掘程度之深，都超过了以往的研究。全书包括金代文学总体观照、金代作家成就研究、金代文人生平考述和金代文学批评综论四部分。我认为该书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新探索：
一、率先提出了民族文化发展的互补说。
在金代文学性质的宏观把握上，《金代文学论》一书率先提出了“各民族文化优势互补”说。以往的论者，大多强调金代文学属于汉族文学的余波遗响，比如郭绍虞、夏承焘、范宁等先生均持此种观点。周惠泉先生则与上述学者看法不同，他指出：金代文学是一种与宋代文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新质文化，是植根于汉民族与北方民族结合部人文地理环境之上的新的文学，正是在汉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的彼此撞击、相互融合中，形成了金代文学质实贞刚、奔轶绝尘的独特风貌。认为在阶级社会，文明的每一步前进，往往伴随着相应的退步；而在所谓野蛮民族的文化当中，也正包含着人类社会健康发展所需要的某种积极因素。并提出“由于北方民族文化的南渐，才为中华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形成兼收并蓄各民族文化之长的完整体系。”我以为周惠泉先生提出的汉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的融合互补说，对于正确认识和把握金代文学的性质具有开创意义。
二、对金代作家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
《金代文学论》对金代作家文学成就和生平事迹的研究用力最勤，创获最多。比如对于集金代文学大成的元好问的研究，以往论者虽然常有涉猎，评价却明显偏低。究其原因，一是没有把他放在汉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特定趋势上加以探讨和认识，二是未能将其置于宋文学与金文学彼此消长的复杂背景上进行分析和把握，从而很难真正理解元好问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金代文学论》则从上述两个方面剖析研究，并提出元好问“其诗规模李、杜，力复唐音，‘奇崛而绝雕刿，巧缛而谢绮丽’，影响和推动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其词清雄顿挫，娴婉浏亮，就刚、柔相济和豪、婉兼备的特点而言，人称集两宋大成；其文自然流畅，格老气苍，从唐宋古文运动的发展来看，足堪接欧、苏正轨。”这些论述，对于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元好问的文学成就与杰出贡献富有启迪意义。
周惠泉先生的《金代文学论》一书，既反映了学术界的最新思潮，又是作者积年研究的心血结晶。它的出版，必然极大地推动金代文学的研究，使其恢复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应有的地位。
